夜色下，贝尔格莱德的大街空空荡荡，不见喧闹的行人，也没有拥挤的车流，只是偶尔出现几名身穿制服的警察在马路上执勤。街道两侧，一座座欧式建筑错落有致，分外安静的城市里，四处依然灯火通明。
第一次走进塞尔维亚，程佩雯望着这里的夜景竟有些熟悉。一个月前，武汉还未解封，这位生活在武汉的华大员工，每天忙碌在当地“火眼”实验室的抗疫前线。眼下，竟然在万里之外的贝尔格莱德，映照出武汉的光景。
与程佩雯有着相同感受的，是许多像她一样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下半场”的志愿者。他们在深圳市猛犸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猛犸基金会）发起的全球抗疫行动中挺身而出，从国内转战国际抗疫前线。
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这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猛犸基金会、腾讯公司、华大基因、紫金矿业等向塞尔维亚捐赠升级“火眼”实验室。图为中塞双方工作人员在机场合影。
全球抗疫的开始
“封城”两周后，2月6日，朱岩梅搭乘高铁抵达了武汉——当时国内疫情的风暴中心。“职责所在，应该到一线去。”朱岩梅说，这个时候只有在一线，才能够更好地支持抗击疫情工作。
除了华大集团执行董事这个身份，朱岩梅还是深圳市猛犸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这是一家推动基因科技造福民生的公益组织，2019年8月诞生在深圳，发起人为华大集团、万科公益基金会和松禾资本。原本只是聚焦科普，在疫情发生后，这家基金会的工作有了另外的走向。
2月3日起，一艘名为“钻石公主号”的邮轮停靠在日本横滨大黑港口。因为有乘客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两天后，这艘载着3711人的豪华邮轮被日本政府要求全船隔离。但是，隔离未能阻止病毒的传播，确诊乘客的数量每天迅猛增长，这艘邮轮顿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我们（猛犸基金会）能做些什么？”朱岩梅一边关注国内外的疫情态势，一边思考着。
但这是一场与生命赛跑的战疫，没有太多的时间留给他们去做长远的谋篇布局。
抵达武汉不久，朱岩梅接到一通来电，希望猛犸基金会协调运送一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前往日本。打电话的人，正是猛犸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深圳企业家王石。
其时，王石正身在日本，得知“钻石公主号”邮轮疫情严重，日本急需一批快速、准确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援助。
2月13日，王石来电的第二天，猛犸基金会马上组织货源。在得知2月14日早上6点，香港恰好有一架飞往日本东京的航班后，猛犸基金会临时调集位于香港的货物，取出了12500人份试剂盒打包好，装上飞往东京的航班。
由于时间紧迫，当时身在日本的一名万科设计师主动请缨，驾驶小货车直奔机场搬运试剂盒，并将这批货物火速送抵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随后，试剂盒在研究所进行一系列检测，通过测试后便开始投入使用。
2月20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官网正式发布中方向日方捐助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的消息。自此，“中国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市猛犸公益基金会紧急向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捐赠一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的事情才走进了大家的视线。
而这也是猛犸基金会走向全球抗疫的一个开始。
“生死时速”8小时
根据深圳市政府3月21日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截至21日0点，在确保试剂盒供应量充足的前提下，华大基因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已火速驰援60多个国家和地区，订货量接近80万人份。此外，猛犸基金会还对日本、秘鲁、安哥拉、塞尔维亚等10多个国家捐赠了2万多人份的检测试剂盒。其中在3月16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通过媒体向“中国兄弟”表示感谢。他表示，这是塞尔维亚收到的第一批来自国外的疫情防控物资援助。
看到铺天盖地的新闻，身在德国的小汪（化名）心里头充满了感动——在这批试剂盒抵达塞尔维亚之前，这位37岁的华大驻德国销售代表驱车8小时一路护送，才把它们及时交到了塞尔维亚友人的手中。
有报道显示，自当地时间3月6日塞尔维亚确诊首例新冠肺炎病例以来，截至当地时间3月16日18时，塞尔维亚共对316位符合测试标准的人员进行了检测，确诊了57名新冠病例，确诊率达18%。
在日益严峻的疫情形势下，塞尔维亚向中国发出紧急求助。
重任又一次落在了华大和猛犸基金会的肩上。在德国时间3月10日，有一批发往丹麦华大基因仓库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从香港出发。华大与猛犸基金会紧急协调，计划从这批货物中调出一部分转至塞尔维亚。
按照计划，这批发往丹麦的试剂盒在当地时间3月12日抵达了位于德国莱比锡的中转货运点，等候下一段行程。
一直关注着物流动态的小汪有些着急了，他明白这批停留在莱比锡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果再拖延下去，保鲜货物的干冰将会耗尽，到那时，这批试剂盒将无法使用。
小汪决定，直接在莱比锡自提货物。经过与物流公司反复沟通，当地时间3月14日晚上9点多，小汪终于等到了物流公司的回复，“第二天可以过来把货取走”。
当地时间3月15日凌晨4点多，小汪从位于巴特洪堡的家中出发，独自驱车近400公里，耗费大约4个小时前往试剂盒的所在地莱比锡，取到这批来自中国的试剂盒后，小汪马不停蹄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杜塞尔多夫。他的最终任务，是把手上的试剂盒完好无损地交到塞尔维亚驻德国杜塞尔多夫领事馆工作人员的手中。
这又是一段漫长的路途。杜塞尔多夫距离莱比锡大约475公里，这一趟下来大约需要5个小时的车程。路上，小汪接到了塞尔维亚驻德国领事的电话，由于受到安检、起飞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塞尔维亚驻德国领事必须带着试剂盒在下午5点之前赶到机场。这也意味着，预留给小汪运输和打包货物的时间更加紧迫。
下午2点半左右，小汪终于抵达杜塞尔多夫。他带着试剂盒首先前往当地的实验室，找到一个泡沫箱给货物重新打包，并添加了更多全新的干冰。随后，他手捧着这个打包好的泡沫箱子，一路小跑至塞尔维亚驻德国杜塞尔多夫领事馆。
到达时，小汪发现塞尔维亚的领事已在门口等候，停留在她身旁的汽车早已发动引擎，随时准备出发。由于时间紧急，塞方人员感激地接过试剂盒后迅速装车，“她最后留了一句话，‘等疫情结束以后，你们一定要来塞尔维亚玩，我们一定会好好招待你们。真的不好意思，我们真的要走了’。”
望着汽车一路走远，小汪终于松了一口气。从决定取出并运送试剂盒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3个小时。
晚上11点，刚到家不久的小汪收到了等候已久的短信，“飞机已经降落，（晚上）10点多的时候试剂盒已经送到了塞尔维亚的国家实验室。”直到这时，小汪悬着的一颗心，才终于放了下来。
“当时就是尽自己所能多做一些是一些。事后回想起来才觉得，还真有点‘火线救援’的那个意思。”小汪笑笑。
塞尔维亚政府3月16日宣布，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和塞尔维亚政府的协调配合下，由中国深圳猛犸公益基金会捐赠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抵达欧洲，随后搭乘塞政府专机，于当地时间15日晚运抵贝尔格莱德。
中国向塞尔维亚捐赠的试剂盒。
在德国家中工作的小汪。
从国内转战国际
全球抗疫就像一场接力赛，志愿者们常常挺身而出，哪里需要补位就到哪里去。“好比在武汉‘火眼’实验室人手非常紧缺的时候，汪老师（华大集团董事长汪建）就冲到实验室里去扫地打杂，像这样的事情随时随地都在发生。”朱岩梅说。
不仅授人以鱼，还要授人以渔。在这场全球抗疫行动中，从中国输出的不仅有试剂盒，还有“火眼”实验室在中国抗疫期间所起到的作用和经验。
4月8日，塞尔维亚政府与华大基因在线上签署合作协议，委托华大基因在塞建设两座“火眼”病毒检测实验室，分别位于首都贝尔格莱德和南部城市尼什，建成后合计检测能力可以达到每天3000份样本。仪式现场，猛犸基金会与塞尔维亚政府签订捐赠协议，代表猛犸基金会、腾讯公司和华大集团创始人向塞政府捐赠升级“火眼”实验室。这也是“火眼”实验室首次走上全球抗疫的战场。
这个“授人以渔”的重任交给了6位年轻的华大员工。他们组成一支技术团队，在项目签约3天后动身前往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
“团队中的大多数人，都曾经为抗击国内疫情冲在一线，日夜奋战。”团队成员之一、塞尔维亚实验室项目负责人熊韬说，如今这些科研人员依然身披战袍，选择再度出征。
30岁的程佩雯就是这样一位再度请战的志愿者。出发之前，她曾在武汉的“火眼”实验室里坚守了50多天。眼看武汉疫情逐渐好转，程佩雯也将与家人团聚，“但没想到，国外的疫情又开始了。”程佩雯听说要在塞尔维亚建“火眼”实验室，主动报名援助。
当地时间4月12日下午，这支来自中国的援塞技术团队抵达贝尔格莱德机场。他们随即参加项目会议，与塞方人员讨论项目的进展和后续安排。
这间“火眼”实验室位于贝尔格莱德的一个特定区域，对面是一家医院，附近分布了几家研究所。它的检测日通量可达2000份样本。
当地时间4月15日，第一批实验室设备抵达塞尔维亚，4月20日实验室落成揭幕。“从签约到落成用了12天时间，充分展示了‘中国速度’。”熊韬说，实验室落成之后开始进行彻底地消毒，接着就被封闭隔离起来，等待接收样本。
两天后，第一批临床样本到达实验室。4月29日，实验室接收样本的数量就已超过了2000份，达到设计的最大检测量。
“‘火眼’实验室为塞尔维亚抗击疫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熊韬说，4月8日签约的时候，塞尔维亚全国检测总量不到3000份。到4月29日，也就是贝尔格莱德实验室达到最大收样的时候，塞尔维亚全国检测量已经增加到了6000多份。
检测量的增加，不仅得益于“火眼”实验室的先进设备，也得益于方案的优化。熊韬说，塞尔维亚疫情暴发伊始，当地实验室样本的收取和运送流程不规范，采样管有大有小，信息标记不够统一。而“火眼”实验室配备标准的采样套装和二维码管理系统，塞方实验员将所有送来的样本都贴上统一的二维码，方便辨认和反馈。
中方技术团队与塞尔维亚的专家讨论贝尔格莱德“火眼”实验室建设情况。
与塞尔维亚的友情
“我们在当地培训了5位实验室技术主管，再由他们引导当地的科研人员进行相关实验工作。”程佩雯说。
在为期三周的援塞计划里，作为技术领队的程佩雯肩负着培训实验员的重任。
按照部署，这间“火眼”实验室共有40多名来自塞尔维亚全国各地的实验员，其中约有1/3的人员拥有博士学位。
“他们非常谦虚，而且对中文很感兴趣。”程佩雯说，在实验室里，不少塞方实验员都提出想要一个中文名字。程佩雯和同伴一起，根据塞方人员的名字读音，给他们取了中文名，并且写在了他们的工牌上。
程佩雯与塞尔维亚实验员在实验室合影留念，塞方实验员展示工作牌上的中文名字“玛雅”。
国际战疫并不比国内的轻松。实验室到旅店的“两点一线”日常，让这群年轻的志愿者几乎没有好好看看这座城市的机会。
一位塞方技术主管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一天晚上，结束工作的技术主管找到了中方技术团队，声称“想带大家出去看一看”。那时已是凌晨3点多，技术主管开着小车，载上中国的伙伴，在城市里转了一圈。
透过车窗，程佩雯望着贝尔格莱德的夜景有些熟悉的感觉。大街小巷空空荡荡，四处灯火通明，就跟一个月前“封城”时的武汉几乎没有区别。“真希望这个疫情快点结束。”程佩雯在心里默默地说。
经过中心城区的时候，熊韬发现塞尔维亚总理府对面的大街上拉起了一条大横幅，上面写着一行显眼的文字：“中国和塞尔维亚是永远的兄弟”。
“走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大街上，能看见这种大横幅都很不容易，可能只有塞尔维亚跟中国是这么铁的关系。”熊韬感慨说。
5月3日，是此次援塞之行结束的日子。启程回国之前，技术团队专门前往中国驻南联盟被炸使馆旧址，凭吊在使馆被炸事件中英勇牺牲的烈士。
“在被炸遗址的原址之上，正在重建一座新建筑，就是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熊韬说，如同这座新建筑，“火眼”实验室也是新时代中国与塞尔维亚友好情谊的一个见证。
“火眼”实验室的建设也得到了塞方的高度评价。当地时间5月1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见中国援塞抗疫专家组，向帮助塞尔维亚抗击新冠疫情的中国医生表示感谢，同时向即将启程回国的三位医生以及“火眼”实验室中方工作组告别。武契奇在讲话中强调，中国专家组的到来对塞尔维亚的疫情防控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对于整个塞尔维亚起到了精神支持。
中方技术团队与塞方实验人员手持两国国旗在贝尔格莱德“火眼”实验室合影。
中塞双方人员齐心协力共抗疫情。
不可忽视的力量
虽然中方技术团队回国，但“火眼”实验室项目的援助并没有就此结束，“现在我们还有在做一些远程的交流和支持，帮他们远程解答问题。”程佩雯说。
对于这些志愿者来说，全球抗疫行动同样没有结束。在上次“火线救援”之后，华大决定在德国设立临时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中转仓。小汪的工作也更加艰巨。除了德国的工作，现在还有奥地利、瑞士等周边国家的协调工作随时需要他的支持，或许是帮忙发货，或许是跟踪物流，总之“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做”。
猛犸基金会向海外疫情国家进行实验室硬件和技术升级的援助也在持续着。
5月13日，猛犸基金会向加拿大多伦多西奈山医院捐赠“火眼”实验室核心设备；5月15日，猛犸基金会向法国捐赠“火眼”实验室核心设备；5月27日，程佩雯又一次挺身而出，奔赴哈萨克斯坦援助当地建设气膜版“火眼”实验室……
6月16日，作为中国与希腊两国团结抗疫的一项新成果，猛犸基金会向雅典大学微生物实验室捐赠“火眼”实验室核心设备。参加签约仪式的希腊卫生部长基基利亚斯表示，面对疫情，希中双方保持着密切、高效的沟通合作。中国防控疫情的成果和经验，对于希腊抗击疫情是重要助力。
截至目前，猛犸基金会已向20多个国家捐赠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并向塞尔维亚、意大利、加拿大、法国和希腊等国家捐赠升级了“火眼”实验室核心设备。
“一个月前国际组织调查公布的资料中显示，中国在世界上表现好的、和援建疫情有关的世界NGO排名，排第一的就是猛犸基金。”5月30日，王石在“新鹅湖之会”演讲中提到，猛犸基金会能够在疫情变化中迅速反应，捐建和升级实验室从国内走向国际，这样未雨绸缪的底气，来自它把黑天鹅事件当作灰犀牛事件来防范，提前布局准备，才能有后来的效果和局面。
在这场全球抗疫的背后，还凝聚了成千上万人的汗水与努力。
根据《2020深圳基金会战疫报告》数据，截至2020年4月30日，本次深圳参与战疫行动的基金会达到119家，占深圳基金会总数的1／4以上。其中，深圳市国际交流合作基金会、腾讯基金会等不少公益组织都在为全球抗疫提供支持。
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民间力量”。“这是中国公益组织、深圳公益组织走向国际舞台的一次展现。当然我们（猛犸基金会）还很‘小’，有点人小志气高，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进来一起去做这事。”朱岩梅说。
“人小志气高”的还有每一位奔赴全球抗疫“战场”的志愿者。
“希望用我们的力量协助大家，让这个疫情尽早过去。”6月5日，身在哈萨克斯坦的程佩雯通过电话说出了心里的期盼。这天下午，她要对哈萨克斯坦努尔苏丹的“火眼”实验室做最后的验收检测。如果一切顺利，就可以马上开始实验测试。
这是程佩雯第一次参与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用她的话说，这也将是她“一辈子中最引以自豪的回忆”。
来源｜晶报
记者：陈雯莉
编辑：邓裴裴
